支教日(2)

支教日(2)

出发去K县的当天夜晚,所下榻的旅店门外被围堵,2辆警车呼啸而至,3只警犬狂吠着拖警员冲进前堂。之后,一些行李被抬出,酒店人员拿着对讲机呱呱讲话。

我挤上前去,问发生什么事,警察转头说正在调查,稍安勿躁,会速解决。

可惜事态进展缓慢,酒店干脆开始给登记住户搬椅子出来等。我暗自想:这案子蹊跷,可是在辑毒?

到11:30我才换出了行李,住在另一家旅社听了一整晚的火车声,次日早晨起床,感到头有点痛。

从贵阳去K县的车有两种,因为直达车没乘到,就搭了过路车。车开时,车上13人,而去K县的,不过四、五人。

车开了大约2个钟头才抵达,前半个小时的路还算平坦,后边就只剩颠簸了。由于车空,司机开车又猛,感觉几个人在车里如空罐头瓶里的鸡骨头,一跑一抖。偶尔跟在后边的卡车一追尾,司机就加速,山路一直弯曲向上,我虽精神不济,却也不敢昏睡,怕车摇摇晃晃地开到山崖去。

到站后接我的是主办方北京方面的负责人强,白T恤,布裤,一口京片子,笑起来很爽朗。

在车上,他问我哪里人,答曰武汉,他于是就跟我套了两句武汉话。

后来,我又听他与当地人说贵阳话,偶尔又冒出两句湖南话,有点不明其身份。最后才知道他来自内蒙。

他载我去志愿者的培训地,是K县中学的一间教室,里面两排人坐着,正在热烈讨论。大都年轻面孔,气氛很活跃,还有摄像机和相机的闪光灯不断闪烁,仿佛小型记者招待会。

看来,这一路的媒体,跟定了。

我进门时大幅度挥手,见没有人反应,便俯身问身旁一长发女子,请问林在这里吗?我是李。

她回头,微笑说她就是。

林的样子和电话里的声音一样年轻,是之前我一直在联系的主办方广州的负责人,但已经参加过前两次这样同等规模的支教活动了。

我曾在临出发前匆匆看了看她邮件给我的此次支教的人员名单,他们分别来自IT、金融、新闻、教育和广告业。至于我,则仍填的是LS。

对此我不是没有顾虑过,甚至在填写个人资料后给LS出过E-MAIL,问是否会存在问题。对方坦言:“无妨,这毕竟是你真实履历。”也担心过这样填写会否引起一些误会——至少我敢确定,主办方会在极短的时间里选择我,有一半归功于我的身份——这不是说他们势力,而是这个活动的宣传定位如此,他们要渲染的是:商务人士投身支教事业。

参与讨论的还有K县教育部门的人员,说是欢迎各位精英给他们的山区学生们带去素质教育的春风。

有时候,一种概念被官方不断地用,用到让人迷惑:素质教育?我们当年提倡的素质教育就是唱歌跳舞和绘画,其实就是之前“全面发展”的变种。现在的城市里大概还会提倡“计算机网络和英语”,我想,提法没有任何意义,只是教育设施和花样上比较先进罢了。

还有精英这个词,让人觉得有点怪异。

毕竟,我们并非受过职业训练的教师,如果仅凭一腔热情而来的人,恐怕会失望而归。

培训后,林向我介绍其他10位志愿者,我被要求套上和他们一样的红外套,上面印有活动标题以及各个赞助方的名称,然后一起站在标语旗前合影。

阳光暴烈地晒在皮肤上,也照在赞助商的车上,摄影师还在拍,他们要拍足既定的素材。下午的计划是去学校看看,然后分派每个志愿者的班级和课程。

车开到学校,我看到水泥操场,前面和右边一栋楼,都有两层。

一个高瘦的黄衬衣站在门口等我们,是校长,见到我们时只是不断地握手和递烟,连女志愿者也递,我们说不抽,他摸一下脑袋后仿佛才琢磨过来。

和学校老师以及校长在电教室开沟通会,教室墙上贴着“远程教育展览”字样的板报,我看了看课桌上摆的纸箱,里面整齐地摆着封套上注明“全国重点学校优秀教师课程系列”的VCD。

远程教育在这里的概念,显然还没有普及到网络。但他们也有10台计算机,不过两台坏了,至今无人会修理。

我们分别认领了要教的年级,我和其中一个志愿者刘负责三年级,同时兼上六年级1班的英语。据了解,这里也开设英语课,只不过都是由其他主课老师代班,由于不要求考试,基本上属于形同虚设。听说我们要教英语,纷纷表示欢迎,说那就太好了,我们也可以听听课,看看你们怎么上。

自由讨论时,老师拉住我们,说不仅是英语,还有音乐美术和体育,他们平时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才好,这次好,可以学习学习。

看得出来,他们很迫切地想了解城市里的孩子是怎么上这些副课的。

临走前,讨论进入混乱,每个人的意见都很多,很难统一。强和林建议选出队长,然后开个会确定一下,和我分一组的刘毛遂自荐做队长,我也举了手,说需不需要女志愿者这边来个副队长?

大伙同意了。

当天夜晚,我们在所住旅店的露台上去开会,以具体确定次日各位志愿者的课程安排。由于凑巧即将迎来一个教师节,所以主办方提议搞个庆祝的活动,也是想给孩子们创造一个与老师们联欢的机会。

我们各自先确认了第一周的课表,前提是不影响他们的日常教学任务,既然次此支教是以精神扶助为主,那么最好是以多种形式的教学来丰富孩子们的视野。目标统一之后,具体的课程也就容易安排了。除了五年级是以主题式的方式来安排课程的外,其余志愿者基本按照原计划预备完毕。

大伙笑说:“就等着早上了。”

萍是新华社的记者,被主办方负责人委托帮忙写些新闻稿,于是就地拿着开会时用的笔记本,给我们做即兴采访。

也问了我:“第一天,有什么感受?”

是有感受的,全校共有学生300多名,分别有6个年级,7个班,但只有六年级有两个班,教师共15名。学校有不算太旧的教学楼有电视有VCD以及DVD,还有计算机和一些基本的体育器材。硬件设施上,已经算不错。

这些都令人欣慰。

对,简言之,我的最初感受是欣慰,而非之前预设的那般沉重。也开始有点明白,主办方此次提倡的精神扶贫是什么意思——因为很显然,他们并不太缺少基础课的老师。

后来另有同行的其他媒体问:“怎么样,支教感觉怎么样?是否觉得这里还不够穷?”话语间十分调侃。

我正色道:“这里不够穷,我们应该感到高兴。”

我们并非要以去最贫穷的地方支教来显示自己的高尚,况且,愿意来此“不够穷”之地支教的人,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否则,次日早就要公布志愿者名单的主办方,不会选择头一天下午6点钟才投递教案的李。

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偶然,促成11个素未谋面的志愿者相遇,准备共同完成一件让我们感到有意义的事情。

至于它的意义在哪里,别现在问我,因为我也在寻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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